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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周刊(4月9日出版)

红色文化周刊2019-01-15 08:20:55


主办: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  龙岩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协办: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梅花依旧  愈久弥香 

——红色情侣李森、沈仲文的故事

  正月,阖家团圆。山西灵丘的老八路李森在小儿子沈爱军陪伴下,再次回到了丈夫老红军沈仲文的故乡永定区湖山乡里佳村,和家乡人民团聚。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李森这位里佳村的好儿媳喜笑颜开。这里,凝结了她和沈仲文后半生大部分的心血,也见证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与升华。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1943年12月31日,我在延安党校杨家岭窑洞里与‘梅’结为了夫妻,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们共度过了五十个春秋,‘梅’是我的好战友,好妻子,也是孩子们的好母亲。”———沈仲文

  记日记,是沈仲文于长征途中养成的习惯,以上文字记录在他晚年的日记中。沈仲文痴梅,而他最爱的“梅”,是妻子李森,原名李玉梅。沈爱军说,父亲如此爱梅,除了梅本身具有坚毅的气节外,主要缘于他的夫人。沈仲文心中,妻子的勇敢如梅一样傲风斗雪,心灵如梅一般美丽,品格如梅一样高风亮节。李森,就是他生命中永远绽放的一枝梅。

  1925年初春,这朵“梅花”诞生在山西省灵丘县小琅门村。打小,母亲就给玉梅裹脚,但她总趁着大人不注意,将裹脚布松开,玉梅渴望自由地生长。十岁的一天,邻村的地主前来收租,玉梅踢了在前头仗势欺人的狗腿子一脚,地主随即让人将玉梅捆绑在她家门口的核桃树上一顿毒打。玉梅没有哭喊,与不公社会抗争的种子却开始萌芽。十四岁时,玉梅被母亲送到邻居较富裕的家庭当童养媳,不甘于命运的总是偷跑,一次、两次……却往往被所谓的婆家抓回去,打骂、关牛棚,直到最后被父亲李永赎回。因着这股倔强韧性,李玉梅在村里有了个外号———“倔姑娘”。

  十四岁,李玉梅在与不公的命运抗争。十四岁,沈仲文参加了他加入革命队伍后的第一次大型战斗———配合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攻打漳州。尽管武器落后,身体瘦弱,沈仲文的身影却活跃在冲锋一线,杀敌、从死伤敌军身上收集枪支弹药……表现突出的他被称赞为“英雄少年”。漳州战斗结束后,沈仲文调任福建省军区总指挥部侦查科通讯员,后调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彭绍辉的警卫员。

  1935年10月,沈仲文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抵抗日前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沈仲文任一一五师独立团青年干事。1937年9月,该师发起平型关战斗,独立团负责深入敌后,狙击涞源、广灵的日军援兵。在腰站,独立团打响了平型关战斗的第一枪。此战,独立团击毙日军300余人,并乘胜追击50多里。随军参战的沈仲文不知道,就在平型岭一侧的灵丘县,他未来的“梅花”正含苞待放。

  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年,李玉梅在地下党员父亲的引导下,参加了抗日组织,扔掉了束缚她成长的裹脚布。为保护家人,李玉梅改名李森,并任灵丘县第二区委会妇女部长。10月的一个傍晚,李森受命带着十几名女自卫队员去切断敌人的某汽车要道。当一位小姑娘看着敌人的汽车掉进大家事先挖好的坑里而不禁欢呼时,鬼子发现了她们并向她们射击。一颗子弹击中李森的左脸,左脸颊射入,左下颚穿出,中弹后的李森滚落山沟,当场昏迷。“战友们把我抬回去后,血一直流。后来是老百姓将棉花烧过后的灰堵住伤口,才止住了血。”止血后的李森被送往晋察冀军区野战医院治疗,残留脸颊的弹片被取了出来,脸上却永远留下疤痕。“是这颗仇恨的子弹,使我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我才16岁,这次任务让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我被你的执著打动。你不嫌弃我脸上的疤,说这是光荣的,让我从内心对你产生了敬意。你那憨厚朴实和亲切的面容给了我温暖,你的真情给了我一个女人的自信,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红军的品德。”———李森

  1943年初,出院后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的李森和60位小姐妹奉命奔赴延安。这是一次徒步长途行军,沿途要穿越敌人70多道封锁线,翻越黄河岸边人迹罕至的摩天岭,“没有路,只有树,树连树,我们都是在树下走。有人走不动了,我就把她的背包顶在自己头上,牵扶着她往前走。”李森回忆起这段艰难的行程,摩天岭的记忆依旧清晰,“现在想起来都会掉眼泪。有一个小战士对我说,李大姐,帮我把米袋拿下来,你们拿去吃,吃了往前走,到延安。结果米袋还没拿下来,她就头一歪……摩天岭,6名战友倒在我身边,年龄最大的不到19岁。”

  经过四个多月的跋涉,李森一行人抵达延安。此时的延安,正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李森加入了中央党校被服厂,因表现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特等功臣”,一时成为“名人”,事迹上了报纸,也打动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沈仲文。

  沈仲文带着报纸去找李森,求婚,但两次登门均被拒绝。脸上的疤和没有文化,李森耿耿于怀,甚至想过一辈子都不结婚。可是,战争年代的军人,谁又没有留下过疤呢?沈仲文告诉李森,我在灵丘打鬼子负过伤,如果不是因为白求恩大夫,右腿可能已经截肢了。我还可以教你认字。沈仲文的战斗经历让李森觉得他不简单,但是,结婚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沈仲文找到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指着报上的《特等功臣李森》说到,请校长做主,我要娶她为妻!彭真找到李森,告诉她沈仲文马上要到前方打仗了。听到这句话,李森心里泛起了涟漪,再想想组织帮忙撮合了,她同意了。

  12月31日,经中央党校批准,沈仲文和李森在窑洞里举行了婚礼,同时在这举行婚礼的还有和沈仲文一起挖了这个窑洞的战友,一块布帘将这间窑洞分成了两间婚房,席面是从食堂打来的稀饭和馒头。俭朴,但李森很高兴。婚后有一段时间,沈仲文跑去参加业余男子纺线班,在李森的指导下,他的技术提高很快,时常超额完成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定,超额完成部分当做个人生活经济补贴。沈仲文揣着攒下的钱跑到延安新市场扯了一块布,做了一件列宁服送给李森。做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有一次,李森告诉沈仲文,如果她有一件列宁服是件多高兴的事情啊。沈仲文用行动表达着他对李森的情感。这件列宁服,李森珍惜有加,一直穿到了东北战场。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我之所以能在枪林弹雨中与你并肩作战,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位刚强的红军丈夫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你是我的好战友”。———李森

  东北,这片物产丰富的黑土地,近代以来却成了土匪横行的乐园。日本投降后,东北土匪多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和收编,抗拒中共部队,成了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土匪。从1945年11月开始,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沈仲文夫妇也于当年秋被选调至东北,沈仲文奉命担任哈尔滨保安纵队教导大队政委,部队所在地区附近,有土匪近万名,以绰号“花蝴蝶”“一枝花”“青山豪”为首的匪帮是主要的“绺子”。后来,由于剿匪斗争的需要,沈仲文受命在嫩江组建骑兵团并担任政委,李森被分区领导任命为团部指导员。

  1947年初夏的一天,李森接到群众报信,在烧锅店发现“花蝴蝶”踪影。不巧的是,骑兵团主力此刻正与“青山豪”激战,无法抽调。怀有身孕的李森向沈仲文报告了敌情并请战,战机稍纵即逝,沈仲文决定由妻子率队执行任务。“摸清‘花蝴蝶’的兵力部署和隐藏的位置后。我做了三个准备,集中队伍,备马,准备三挺机枪,一挺堵西门,一挺堵北门,再给我一挺。”准备完毕后,李森想到了肚子里的孩子,无论是骑马疾驰还是作战都有可能导致流产!怎么办?李森取来一条白布带,把它裹在了肚子上。一声令下,这支由团部警卫班、机枪班、宣传队、卫生队等团部留守战士组成的50人作战小分队直插烧锅店。

  进军途中,意外还是发生了,“在最紧张的时候,我肚子疼了”,颇通人性的战马“大凤尾”似乎感受到了主人腹中疼痛,缓缓跪卧下来,“我叫前面的人先走,自己下了马,把松了的布带紧一紧。”收拾好布带的李森,忍痛骑上马背,向烧锅店奔去。

  抵达烧锅店的时候,天色渐暗。两挺机枪根据部署进入预定位置,李森率队带着第三挺机枪在解决哨楼匪兵占领制高点后,向“花蝴蝶”藏身的岗楼发起突袭。兵贵神速,在“花蝴蝶”反应过来前,警卫班已完成对她的包围。“花蝴蝶”刚一露头,就被李森发现。李森抬手就是一枪,“花蝴蝶”应声倒下。战斗结束时,20余名土匪毙命,80余名被生擒。李森率领着这支临时组建的骑兵队凯旋而归,迎接她的是三等功荣誉。接受荣誉时,李森抚摸着“大凤尾”说,“这功劳有你的一半,孩子保住了,也是你的功劳。”“大凤尾”,是沈仲文精心挑选送给李森的,沈仲文说,骑兵团的人不会骑马叫什么骑兵!于是,“大凤尾”成了李森最好的战友之一,也成了女儿沈曼丽的摇篮。沈曼丽,就是李森在马背上用布带裹着的肚子里的孩子,后来,李森给她起了个小名———骑凤。

  数十年后,孩子们问沈仲文,“爸爸,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交给妈妈,能放心?”沈仲文答,“我,信任她。”信任,可以生死相托。因为信任,李森这朵梅花在茫茫林海的皑皑雪原中,开得分外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夫妻二人在广西柳州再度并肩剿匪。沈仲文任第49军146师436团团长,李森的主要任务则是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土匪自首,重新做人。军事攻势结合政治攻势,历时18个月,436团歼匪2万余,基本消除桂中匪患。而李森一支青霉素劝降百名土匪的故事更是其中佳话。“当时得到情报,一个想自首却又对我军政策怀有顾虑的土匪头子因孩子患病,从山中偷偷回到家里,我就立即做了安排。”李森让卫生员带上医药箱,自己则抱起出生没多久的长子志群,赶往匪首家中,不带任何武器,“到了他家,我们帮他孩子打了一针,并喂了药。”这一切比任何言语都有说服力。本就佩服李森胆识的匪首被打动了,在自首的同时,还劝说了两大股土匪投诚。

  多年以后,沈仲文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广西剿匪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最后一次战斗,在我们戎马生涯中,这是我们十分珍惜并怀念的岁月。”


只有梅花吹不尽

依然新白抱新红

  斯人驾鹤西行,梅花依旧绽放。从烽火硝烟的青春岁月,到改革开放大发展年代,沈仲文和李森相濡以沫,琴瑟和谐。奈何天不假年,1993年1月20日,沈仲文因病逝世,这一年,正是沈仲文和李森的金婚之年。老沈走了,但他和李森的爱情还在延续。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李森,开始践行沈仲文病中的嘱托,“我想回永定家乡看看乡亲,再为家乡做些事,别忘了我的家乡,我将来要落叶归根。我想去看看老部队和战友们。我想回一趟延安……”

  2006年,李森提笔给沈仲文写了封无法寄达的家书,唠家常般诉说着经历和情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我怀着对红军的崇敬和对你的追思,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站在延河岸边,我仿佛又看到了你的身影……如今的延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已找不到当年常走的小路,我对与我同去的大儿子志群说:这次来延安,妈妈最想寻找的是当年和你爸爸结婚时住的窑洞,那是你爸爸亲手挖的。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老沈,我没想到时隔那么久这个窑洞还在,现在里面住着一户农民……短短几天的延安之行就要结束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延安是给了我人生中留下美好回忆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我立了功,入了党,找到了一位好丈夫!

  “老沈,……十几年来,我一直为福建永定家乡的建设奔波。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我‘家乡人民的好媳妇’!当年,你为家乡下洋至湖山建成的那条路,由于时间长久需要修缮,1998年我向省里争取了资金又重新铺上了柏油。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今年5月我专程回老家住了一个半月。你还记得村口的东风桥吗?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有行人或摩托车掉下去,我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修缮并建了护栏;我出钱为村里街道安装了路灯;进行了农村社会调查,并走访了四个村庄,召开了20多场座谈会,最后向中央写了《关于建设新农村的调查报告》。我还去了当年你到省里争取资金兴建的那两所‘希望小学’,给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如今,这里走出的学生,很多上了大学,其中还有考上清华大学的,有的成了企业家。你热爱家乡,乡亲们也都想念你,你是家乡人民的好儿子!

  “老沈,82岁的我,头发白喽,但身体还好……今年年初,我和儿子驱车从福建长汀经于都、赣州、井冈山这条红色之路到达南昌,沿途去看望了几位老红军,其中93岁高龄的刘老,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得流下了泪……老沈,你的战友们都没忘记你啊!”

  ……

  这封信于2018年1月由闽籍公众人物姚晨在《见字如面》栏目中深情演绎,李森和沈仲文的革命爱情故事打动了众多观众。获悉该栏目播出了母亲的这封信后,沈爱军说,挺好的,我们觉得挺有教育意义。李森和沈仲文这对红色情侣,他们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他们对爱情的坚守升华,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正意义。

  相识,相知,相守。25年过去了,94岁的李森依然守护着她和老沈的爱情,延续着对老沈的爱恋。穿越时空,梅花盛开依旧,愈久弥香。

                            (新周刊记者 段勇彬)

闽西籍省(部、军)级老同志黄乎革命故事(二)

亲历长征 坚守职责

  17岁的黄乎被分配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

  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是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党中央批准,于1933年8月5日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成立的,成立仪式上周恩来亲自授旗。成立不到三个月,中央苏区就有近1万多名青少年报名参加。这个队伍的年轻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全师平均年龄18岁,历任师长都是20多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年轻并不意味着弱小,全师共1万余人,党团员占70%,下辖三个团,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部队中的许多红小鬼还没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红缨枪高,后来经过射击、投弹、刺杀等高强度的训练,当初的红小鬼都被培养成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战士。

  黄乎和同学的到来,让这个年轻的队伍有了医生。由于缺乏人手,当时他们每个人都要承担一个团近两三千人的医疗卫生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培训初级卫生人员、组织部队卫生建设工作。

  什么是长征,为什么要长征,当时的黄乎还没搞明白就已经上路了。老人说,也只有走在路上,吃过苦,受过痛,才能理解长征的含义:“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就叫做反攻,结果到了中途,经过湘江四道封锁线的时候看,国民党把我们打得够呛。”当时长征的部队还扛着大机器、大炮,连印刷厂和出版社都带着,沉重的负担拖慢了行进队伍,与之相较量的是敌人的飞机和追兵。惨烈的湘江血战,使红军主力部队从8.6万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

  当时的少共国际师没有参加湘江血战的正面战斗,但黄乎和他的卫生队却没有闲着,部队的休养所里,住满了伤员。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哪怕是一个小伤小病都有可能要人命,所以对待每一个伤员,黄乎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部队不能原地休息太久,伤情过重的战士只能被转移到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等康复了再去追赶大部队。“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有风险,一是没有医生继续为他们进行治疗,最危险的是,一旦被国民党官兵发现,战士和老百姓都要遭殃。”黄乎说,只要伤员病情允许,他们都尽量带着一起上路。

  在行军过程中虽然辛苦,但也总有让黄乎觉得高兴的事情。一天,大部队正在行进,突然从一旁冲出来一个人,大家都立刻警惕起来。黄乎觉得那人十分熟悉,定睛一看是自己在中央军委军医学校的老同学涂通今。他大喊了一声,引来了涂通今的注意。两个人同时一个箭步扑向对方,紧紧抱在了一起。

  原来,涂通今所在的红九军团在之前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了广东仁化以北的城口镇,随后转向湖南。在湖南汝城西南的延寿圩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场恶战,部队被困在一个狭窄的谷道里,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在这场恶战中,为了迅速甩掉敌人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好留下伤员让主力军突出重围先行军。留下照料伤员的涂通今遵照“不丢掉一个伤员”的宗旨全力救治,当他处理完毕后,已经跟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躲避敌人的过程中正好遇见了黄乎的部队。当晚,涂通今和伤员们得到了妥善安置,黄乎还打来饭菜,为成功与部队会合的老同学庆贺。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军委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分别编入红1师和红2师。同年4月,黄乎和战友们来到了金沙江。站在山顶上的黄乎,看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湍急的金沙江:“哪个不小心一家伙掉下去粉身碎骨了。”5月3日,军委干部团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部队翻山越岭,当天夜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找到了一条小船,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又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船上的漏洞塞上。乘坐着这两条小船渡到北岸,一举消灭了敌人的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部队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从5月3日到9日,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靠着7只小船渡了江。

  长征途中,经常缺衣少粮,经常有人因营养不足倒在路上,其中数过草地的时候最艰苦。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面积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草地的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沼泽密布。过草地要准备7天的粮食,部队有规定,不能拿百姓一粒粮,实在没办法,战士们在麦地里把麦子割下来后留下借据“请你保留这个条子,将来我们会付给你们钱”。那时温度低,战士们把麦子烤干了直接磨成面。尽管事先有准备,但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为了能坚持走出草地,部队开始限定饭量。“有个战士当时饿极了,为了活命,多吃粮食背了处分。”黄乎说自己能活下来全凭运气。

  “没有一个人叫苦,好像脑子里没有一个‘苦’字,什么开小差啊,什么不愿意走啊,就是走不动,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那个凝聚力真强。”当时黄乎才19岁。

  受条件限制,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存在很多问题。不光救治战斗中受伤的战士,黄乎等人还要负责途中的卫生教育和宣传,注意战士的饮食卫生,检查宿营地居民卫生情况,预防传染病、流行病等工作。在到达宿营地之后,医疗队还要通过休息、饮食、保暖、医疗等帮战士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让黄乎略感惭愧的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并不能给伤员最妥当的治疗,一些伤员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白白牺牲。当时医生只能做一些小的急症手术,如止血、缝合、取子弹和碎骨片等,连输液输血都很困难,像截肢这样的大手术,做起来就比较有风险,因为器械缺乏,截肢刀和大的手术剪都是土造的。如果碰到内脏手术,基本束手无策。紧缺的不仅是医疗器械,连基本的消毒杀菌和抗感染的药物也很少,医药紧缺,很多从后方医院配来的药都是见效慢的中药。在这种情况下,黄乎始终履行军医的义务,设法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完成医疗卫生工作和战场抢救工作。

  很多年过去,那些细节仍鲜活地印刻在老人的记忆中。

  1938年,黄乎所在的115师685团南下豫皖苏边区与当地地方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40年整编为115师教导第五旅,皖南事变后改称新到独立旅。1941年至1943年,黄乎担任新四军独立旅医务处处长。新四军的条件远好于八路军,医疗器械配备相对完善,医务人员也都是从正规军医学校毕业的,基本功扎实,跟他们一起工作,黄乎收益颇丰,不仅通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在大城市弄到部队急需的药品,还组建了开刀房、化验室,加强了部队医疗基础建设。当时新四军的卫生部长李正湘亲自指导做示范,甚至让黄乎等人现场观摩外阑尾手术的过程。

  更让黄乎欣喜的是,1942年夏天,当时的卫生部长沈其震率领几十名医术专家,带着药品器材来到独立旅。沈其震和专家帮助独立旅诊治疾病,整顿病室管理,开展外科手术,让独立旅的医务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专家们在做手术时,都会安排黄乎他们去做助手,手把手地教学。1943年,独立旅休养所开展了疝气修补、鞘膜积液翻转术。医务处有了化验设备,黄乎和同事们提高了诊断水平,还学会了一些检验技术。(陈淑如 整理)

全国最早的红色信用合作社纸币 

卢加万

  全国最早的信用合作社纸币,是l925年湖北麻城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民间使用的“救济流通券”;而全国最早的红色信用合作社纸币,则是1930年苏维埃政府特许发行的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壹毫纸币。

  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雷庆兴寺召开,宣布正式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会议通过了《县苏维埃目前最低的施政纲要》,其中第四项就是“统一度量衡及币制”。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湖雷,既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商品贸易较为活跃的经济中心,在中共闽西特委倡导创办信用合作社的背景下,湖雷信用合作社应运而生。

  永定当时创办红色信用合作社的情况,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时间早。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第七号通告后,永定太平区和丰田区率先响应,于同年10月至11月相继成立信用合作社,它们和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红色信用合作社。

  二是覆盖面广。太平区和丰田区信用合作社成立后,永定苏区其他各区也迅速行动起来,据统计,至1931年9月,全县苏区十个区先后创办了9个信用合作社,共有基金10528元。

  三是历史遗存多。不可移动文物方面,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成立旧址茂龙楼及营业旧址裕光堂、丰田区信用合作社成立旧址新盛昌店至今仍保存完好。可移动文物方面,有较多当时发行的纸币、股票、印章等保留下来,如1930年2月15日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壹毫纸币,1930年4月30日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伍元股票,1930年4月30日永定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贰元股票,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股金收据,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木刻圆印等。

  红色信用合作社的宗旨是,“以便利工农群众经济的周转与帮助发展生产,实行低利借贷,抵制高利贷剥削”。它为当年群众生活的改善、生产的发展和抵制高利贷的剥削起了积极的作用,弥补了国家银行的不足,对发展对外贸易、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创办红色信用合作社还为后来建立闽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等培养了很多重要人才。如湖雷区信用合作社发起人阮山,后于1930年6月调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1930年11月负责筹建闽西工农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湖雷区信用合作社主任赖祖烈,后来担任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总务科长和秘书三职,1932年随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福建省分行,担任分行行长兼福建金库主任,还兼中华同业总公司经理。

  据考证,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于1930年2月15日开始发行银毫票,面额有壹毫、贰毫、伍毫3种,由永定湖雷进化社印制。该银毫票目前仅发现面额“壹毫”一种,实物由永定区博物馆收藏,现存共有三张半(其中三张完好,一张残缺仅存一半),纸张陈旧泛黄,面背均已部分褪色,长10.5cm,宽6.5cm,重5g,为石印版双面印刷。正面为草绿色,上端中间自右至左弧形横书“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系发行单位名称;正中花纹图案内有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有镰刀斧头,象征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花纹左右两侧均直书“壹毫”二字以示面额;下端中间自右至左横书“苏维埃政府特许发行”,表明其发行曾经法定程序批准;四边角花纹图案中各有一个圆圈,上标“壹”、下标“毫”字。背面为土红色,上端中间亦自右至左横书“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正中为“天坛”图案,两侧亦均书有“壹毫”二字;右边和左边分别书有小字“十足”“兑现”,表示该票为兑现纸币;中间下端为阿拉伯数字“1930.2.15”,以示发行日期;四边角花纹图案的圆圈内均标有“1”字。纸币正面左右印有统一编号“No.720821”,发行时再书写发行编号。

  这张银毫票备受文物鉴定专家和钱币研究专家重视推崇。1989年6月,福建省文物鉴定专家鉴定该藏品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由于阶段性政策变化,国家一级文物需要由国家级鉴定机构鉴定,该纸币暂列国家二级文物。

  福建省钱币学会原秘书长蒋九如曾对该纸币的真伪心存疑惑。为此,蒋九如等三位专家1987年9月专程来到永定县革命纪念馆,鉴别该纸币实物的真伪,同时查阅相关史料,采访有关当事人。经过查实,确认了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实际就是第一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纸币,而且是全国最早的苏维埃政府特许发行的信用合作社纸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1929年11月,湖雷成立信用合作社,因其所在地行政区划属第三区,故名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1930年2月9日,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第三区与第一区的名称对调……城区苏维埃改为龙冈乡苏维埃,属第三区管辖。由于原第三区改称第一区,信用社也随之易名为“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该信用社一成立即着手准备发行纸币,就在即将发行的前六天,信用社名称更改,由于纸币从设计、印制到正式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为解决纸币发行名实不一的问题,发行者采取了补救措施:(1)在钞票正面加盖红色横书“丰田区信用社”长方形图记;(2)在钞票背面紧靠着“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下方的左右两端各加盖“丰”字。因为永定县建制之初,全县辖五个里,湖雷及周围的区域称丰田里,而后无论当局将湖雷划归哪一行政区,群众仍沿用旧称“丰田里”。所以,上述补救措施等于向群众宣称,湖雷的信用社虽由第三区改为第一区,但仍是丰田信用社。换言之,钞票票面上虽然写的是第三区信用社,实际是第一区信用社发行的。

  据赖祖烈1979年10月回忆,信用合作社发行的角票,群众拥护,商店支持,信誉甚佳。商人往广东大埔或厦门采购货物时,可持角票到信用合作社兑换银元。

  这些纸币停止使用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931年4月。1931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指出,“国家银行才能发行纸币之权,已发的勒令他们拿现金收回,由政府监督销毁。过去各地合作社及私人商店多有发纸币的,以后绝对禁止。”1931年4月25日通过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取消信用合作社发行纸票的权利,规定:“合作社已发出纸票的,应立即向经委会登记(表册由经济部制定),以后合作社不得再发行纸票,过去发的纸票如超过限制的,应收回。”永定区博物馆收藏的壹毫银毫票,票面上加盖有“不兑换”印戳,就是信用社已用现金收回,并准备由政府监督销毁的标志。至于这三张半银毫票由于什么原因来不及销毁而保存下来,恐怕就永远找不到答案了。当然,也正因为绝大部分的银毫票已被销毁,这些孤版的纸币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根据永定区博物馆藏品档案记载,这三张半壹毫纸币是1978年筹备建馆时由县民政局移交的,最初由湖雷一位农民于1966年无偿捐赠。

  (作者系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