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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疾风知劲草,国乱见忠臣(上)

上海翥云艺术博物馆2019-11-07 16:14:03

        侯氏源出山西上谷,北宋末居汴京,并在朝中任职,后随宋高宗南渡,辗转落籍嘉定。侯家的姻亲、明代著名文人李流芳在《侯氏世略序》(《檀园集》卷七)一文中说:“侯氏之先,有随南渡至疁者,逆知胡运当昌,戒其子孙力耕勿仕……吾观于侯氏家世,自农而贾,自贾而儒,固将大显其宗。” 由此可知,侯家先祖定居嘉定后,眼见宋室偏安一隅,日趋式微,蒙元政权蒸蒸日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遂告诫子孙力耕务农,莫再出仕为官。子孙遵守祖训,在蒙古族统治下的元代,始终躬耕乡野,不求闻达。入明后,恢复汉族衣冠,子孙也积极谋求发展,由农而商,由商而儒,由儒而官,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嘉定望族中的翘楚。


         侯家世居嘉定县诸翟镇盘龙江畔的紫隄村(一名白鹤村,今属上海市闵行区),为本镇大姓。在明代,传至侯守常时,年长无子,有表弟杨彦升,年幼无依,守常遂将其收养,作为自己的子嗣,杨彦升的后代因而均承袭侯姓,侯峒曾一支就由此发展而来。这种以小表弟为养子的做法虽然有悖常理,但在古代也并非个案,完全是为了家族延续而做出的权变之计。故而,侯峒曾的叔祖父侯孔龄曾经有复姓的打算,他在《复姓议》(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一文中讲道:“即在编户之家,犹思溯其所自出,而煌煌冠冕之族,乃冒他人之姓,而祖他人之祖乎?”但不知为何,复姓之事议而未行。


        侯峒曾高祖父侯廷用,字汝舟,行事谨慎,孝事父母,乐善尚义,有古君子之风。当时侯氏家业衰微,里中豪强对其颇为蔑视。侯廷用遂命其子侯尧封专力读书,以求博取功名,光耀门楣。侯尧封不负厚望,虽然科场蹭蹬,但终成进士,是诸翟镇中最早的登第者之一。


         侯廷用晚年自号白村老人,优游林泉,与当世名士长洲文征明、嘉定王翘皆有往来,二人均有诗相赠。又习养生术,与夫人朱氏白头偕老,并享高寿。侯尧封率子女承欢膝下,其乐融融,遂将父母的居所取名为“偕老堂”。当时侨居嘉定安亭的大文学家归有光,因与侯尧封友善,特意为之撰写了《偕老堂记》(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记云:“己未之春,予与侯复吾(侯尧封)、李道亨(李汝节)同试南宫,复吾偕道亨以来,言其尊人白村翁以前年年七十,而母朱孺人以后年年七十,喜其父母之寿也,为名其堂曰‘偕老’,而请记之……复吾家盘龙江上,去予所居安亭不远一舍,异时予当泛舟吴淞江,观九峰三泖,造复吾之居,且闻白村翁学道,知养生之术,予将拜而问焉。”


         侯尧封之后,子孙繁盛,皆能文章而尚节义,文章为一方盟主,节义为士林楷模,家族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非同小可。孙侯震旸,直言敢谏,天启帝乳母客氏、太监魏忠贤朋比乱政,权势熏天,朝臣或投靠求荣,或三缄其口,震旸却屡屡上疏揭露其恶行。曾孙侯峒曾、侯岐曾兄弟,在天崩地坼的易代鼎革之际,不畏清兵的铁蹄,以一介文人举兵抗清,铁骨铮铮,虽败犹荣,忠烈之名至今传颂不歇。

侯尧封:居官为民不为己

        侯尧封(1515—1598),初名栋,字士隆,一字钦之,号龙泉,又号复吾,因曾寓居京师铁匠庵中,故别号铁庵。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时已年近花甲。初为刑部主事,终任福建参政,一度代理福建布政使。为官体察民情,忧民所忧,所以施政能够有的放矢,非常有实效。更令人钦佩的是,他生性刚直,处理政务完全依照法令,不受权贵左右,纵使因此被降职也在所不惜。


        担任御史期间,他赴江西处理寇盗案件,严禁地方胥吏插手,执法公允平恕。巡视九江时,见湖堤年久失修,若遇洪水很可能造成巨灾,遂督促地方官员予以加固。治民重法令更重教化,重修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立祠纪念江西靖难诸大臣,以宣扬伦理,激扬节义。继而巡按福建,弹劾建宁县令贪赃卖法。建宁县令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侯尧封此举无异于令张居正脸上无光,因而被降职为湖广佥事,负责蕲州、黄州的政务和军务。


         蕲州盗贼猖獗,既有水盗,又有山贼。水盗在江中出没,尧封建造舰船,安插间谍,扼守要害,最后一举捣毁了水盗的巢穴。大同山中的山民,倚仗天险,藏匿亡命之徒,逃避朝廷赋税,成为法令的真空地带。同僚们意欲派大军将其剿灭,认为这样既可以平贼,又可以向朝廷邀功,实在是一举两得。尧封力排众议,派遣能吏与山民谈判,约定对他们减税减负,并安排他们的子弟出山接受教育。山民们欣然帖服,一改往日与官府为敌的态度,转变为安分守己的良民。尧封兵不血刃,即平定了大同山,是因为他仁心为怀,以民为本,与那些穷兵黩武、心怀鬼胎的同僚相比,品格高下不言自明。


        后来,侯尧封又主政襄阳。襄阳城濒临汉江,城墙低矮且不够坚固,他未雨绸缪,立即着手对城墙进行加高加固,又在城外增建老龙堤。竣工不久,雨季来临,江水暴涨,平地水高二丈,但有老龙堤的缓冲和新城墙的阻挡,城中百姓安然无恙,而城外居民已遍受水害,以致浮尸蔽江。大水退后,他再次增城实堤,并在襄阳城和附近的岘山之间修筑了两座长而高的石桥,以让城外百姓在遭遇洪水时能够沿桥入城避难。同僚中不少人讥笑他迂腐过度,认为洪水不可能频繁爆发,甚至对他主持的工程横加阻挠和非议,但他从未动摇。孰料,第二年洪水更甚往年,第二次增修后的城墙仅仅比城外水位高出不足二尺,城外居民通过石桥安全转移到城内的不计其数。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若非侯尧封坚持增筑城墙、修建石桥,襄阳城内城外都将在这次空前的洪水中陷入劫难。


        侯尧封不仅是能吏,而且是廉吏和诤臣。史称他“所至坚苦节,宦橐萧条”,作风与众官迥异,有人规劝他说:“盍效贵游郎,日遣舍人儿,旁猎他事,居间官府,尚可得无名钱,佐声伎,饰裘马,而何落落自苦如田畯为?”(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他掩耳不听,不屑混迹于贪官庸官之间,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防线。代理福建布政使时,库吏说:“库中有羡金数万两,大人可随意支用。”尧封厉声呵斥之,丝毫不为所动。


        侯尧封进士及第时,出自张居正门下。然而,在前已提及的弹劾建宁县令的问题上,他却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开罪了位高权重的恩师。一次,张居正的母亲自老家江陵赶赴京师,去儿子府上养老。沿途官员为讨好张居正,无不对老夫人极尽款待之能势,献媚唯恐不及,但到了蕲州,侯尧封只是按常规招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朝廷规例,他必须离职回乡,为父亲守孝三年,否则将会被天下人视为不忠不孝的忤逆之徒,无论他地位再高、名声再大,也会遭人耻笑。而此时他位居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年归来后是否还有如此地位,这是他不能不权衡的事。另外,这时的万历帝朱翊钧正奋发有为,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令其主持万历新政,已初见成效。总之,张居正不甘去官,万历帝又对其须臾不能离。最后,由万历帝特地破例,专门颁了一道圣旨要张居正留任,舆论沸然,反对者此起彼伏,酿成明史上著名的“夺情案”。这一次,耿直的侯尧封似乎又“站错了队”,他没有站在权势遮天的恩师这边,而是选择了维护明朝祖制,上疏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恳请张居正不要贪恋权位,主动离开权力中枢,回乡为父守孝。当然,他的建言不可能被采纳,但他对道义的坚守由此可见一斑。

   

         侯尧封五十七岁步入宦海,八十致仕,为官二十余年,“宦辙所至,讴思至今。”(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归乡不久,恰逢八十寿辰,大诗人王穉登制《寿方伯复吾老先生八十》(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以贺,诗云:

悬车归后鬓如霜,韦相籝经世泽长。

藩伯遗思棠蔽芾,贤孙绳武桂芬芳。

于公旧里重过驷,疏傅余金不满囊。

家世海东仙路近,沧海试问几生桑。

在诗中,王穉登把他比作周代的召伯、汉代的疏广,是对其从政期间仁爱和清廉的表彰。


        侯尧封著述颇丰,有《易意》、《西台奏疏》、《水利志》、《凫藻堂雅言》、《铁庵遗稿》,以最后一种传播最广。他的挚友、著名学者王圻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先生之文若诗,具牧之(杜牧)之豪纵,而成昌黎(韩愈)之博大,本李从一(李端)之台阁,而融韦苏州(韦应物)之雅淡,随所欲言,自成品格,诚不易得,仅若干首也”(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铁庵遗稿序》)。今诸书亡佚,有诗七首存于清汪永安《紫隄小志》(与《紫隄村小志》并非同一部书)续二,其中《送刘筠乔山人还楚》一诗不假雕饰,天机灿然,兹摘录如下:

龙蟠江上新月明,

龙蟠江中新水生。

自怜赠别无他物,

醉把清光送尔行。


        有子六人,侯尧封常教诲他们说:“不愿尔等为第一流官,但愿尔等作第一流人”(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侯尧封传》)。六子均品高才优,其中以长子孔诏、六子孔龄最为知名。


          侯孔诏,字孟宣,号一贞,万历二十九年(1601)岁贡,有孝行,多隐德,大文豪陈继儒为立《卓行传》(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中)。他这一支在六兄弟中最为兴盛,子孙中人才林立,子侯震旸、孙侯峒曾、侯岐曾、曾孙侯开国均彪炳史册。


         侯孔龄,字延之,号石庵,能诗善书,文辞古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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